垃圾圍城已成心腹之痛 分類減量回收大勢所趨
發布時間：2019-04-10 17:10 來源：m.bn1p3.cn 點擊數： 次
無用圍城，已經成為一些市區的心腹之痛，并向人們擴散。是 生活中無用產生了的一號道蛇口口岸，如何才能提高了大家無用總類的多方面性，全國各地已經實施科學探索。“幾百萬最好不要覺得決出來就諸事大吉了，總類不過是一號步。”醫學專家會認為，各種部分必定要服務設施連接、高效、性價比最高不順，讓無用總類不用“犯難”。
有媒體人士近日走訪北京市西城區和豐臺區部分小區看到，垃圾分類的現狀并不樂觀。新建小區一般都配備了分類垃圾桶，但執行并不理想，有的垃圾桶旁還堆放著垃圾袋或塑料泡沫等雜物。而一些老舊小區的單元門前只擺放著一個垃圾桶，有的小區甚至仍在使用單元門旁邊的垃圾道，垃圾清運時還是混裝混運的方式。
我們每個人既是垃圾的生產者，也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已成為當務之急。
為何分？垃圾分類有助于減量
垃圾圍城，正在成為許多城市的心腹之痛，并向農村蔓延。而垃圾焚燒與填埋所帶來的環境污染隱患，令人擔憂。
《2016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5年，全國246個大、中城市共產生生活垃圾產生量約為18564.0萬噸，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產生量為790.3萬噸，其次是上海、重慶、深圳和成都。業內專家指出，在垃圾處理的選項上，資源的替代、減量、重復利用、循環再造，優于焚燒和填埋。
“分類不等于減量，但有助于減量。”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表示，分類可以倒逼前端立法、執法、制度、規范的逐步完善，引導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習慣，還可以帶動后端減量化處理資源化利用效率提高與污染減排。
中國人民大學此前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指出，源頭分類回收能顯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如果實施分類減量，實現源頭分類、廚余垃圾單獨處理、可回收物資源回收利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將從2015年的42.2億元降低至15.3億元，降低64%。
早在2000年，我國就確定了8個“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 2015年又推出了第一批26個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然而時至今日，垃圾分類依然總體進展緩慢，原因何在？
劉建國表示，垃圾分類涉及的對象太分散，數量太龐大，管理執法的成本高，責任也不好界定。特別是在城市里，大家都住在小區里集中投放，要依靠居民的自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教授則直言，“不作為”是重要原因。“垃圾分類這件事，如果不是政府來綜合籌劃和組織安排，就做不了。所以，我一直強調系統的觀點。”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教授介紹說，目前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專門對垃圾分類進行管理的法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很早就提出了“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先進理念，但其中僅有一個章節涉及生活垃圾，而且基本上是由城市環衛部門而不是環保部門來負責實施。有的地方制訂了實施細節，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沒有把生活垃圾的管理具體化。
王燦發認為，要對城市垃圾處理體制進行改革。“在很多地方，環衛部門既負責垃圾處理，又負責垃圾管理，等于自己管自己。應該專門成立垃圾處理的公司，而且要允許競爭。”宋國君表示，應該確立權責一致的垃圾分類、減量管理部門。以節約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主線，確立環保部門為主要責任部門，負責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規制定、規劃方案制定以及設定目標的達成。
如何分？每個主體都各盡其責
國家發改委、住建部日前發布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要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到2020年底前，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要達到35%以上。
按照《方案》，公共機構和相關企業是強制分類的主體，居民則不在強制范圍內，而是要引導其自覺開展生活垃圾分類。
作為生活垃圾產生的第一道關口，如何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各地正在進行探索。比如通過建立居民“綠色賬戶”“環保檔案”等方式，對正確分類投放垃圾的居民給予可兌換積分獎勵；探索“社工+志愿者”等模式，推動企業和社會組織開展垃圾分類服務。
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4月12日，王燦發教授參加了北京市人大組織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的執法檢查，對勁松中社區以及垃圾焚燒和填埋場進行了調研。王燦發介紹說，社區與企業合作，實行垃圾分類刷卡積分制度，從一家一戶上門做工作開始，居民垃圾分類意識逐步提升，目前40%左右的居民會自覺分類。他認為，對于垃圾分類，政府要有明確的思路，要加大對垃圾分類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同時，要讓居民意識到自己的分類是有用處的。
垃圾應如何分類？劉建國認為，目前還是要抓主要矛盾，也就是“干濕分離”，把廚余垃圾高效地分離出來，因為“濕”垃圾會污染可回收物污染，后端處理起來問題也比較多。據了解，今年北京市將試點垃圾分類“大小桶” 模式，實行干濕分離。大的不銹鋼材質垃圾桶專收“其他”類垃圾，每天清運一次。小的塑料材質垃圾桶專收“廚余”垃圾，早晚各清運一次，與“其他”垃圾清運時間區別開。同時，垃圾清運車都會裝GPS定位系統進行監控，防止混裝混運。
“垃圾分類的成效高低與進度快慢，主要取決于我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參與的普遍程度。”劉建國教授指出，法治是垃圾分類這個木桶的桶底。目前我們的桶底還不夠牢靠，還有或大或小的一些漏洞。木桶的長板是政府主導、資金保障、頂層設計、基層創新，最短的短板毫無疑問是全民參與。另外各板之間的銜接還不夠緊密，還有不少裂縫。
有居民表示，自己進行了分類投放，但是垃圾又被一股腦地運走，分了也是白分。對此，劉建國表示，垃圾分類是舉手之勞，比較容易做到；后端的建設運行相對要困難和滯后一些，建成后也有一個緩慢提升的過程。“垃圾分類是一個動態改進的過程，多多少少會出現先分后混的情況。如果把這個當作借口不去分類，那就永遠無解了。分類只需要一個理由，不分類可以有一千個借口。”劉建國說，“居民應當認識到，垃圾分類是我們作為‘污染者’應盡的基本責任，沒有理由推脫，我們分類是為自己，不是為政府。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政府把政府的事情做好，各負其責。”
宋國君認為，《方案》明確提出了強制分類的要求，值得肯定，但是總體來講進展還不大。垃圾分類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其他垃圾的量，資源回收率是排在第二位的。關于垃圾分類，最好的指標依然是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他指出，加強對垃圾分類的考核，非常重要。“國家不可能給每個城市的生活垃圾分類提出非常具體的做法，但是應該對各個城市提出大概目標以及如何考核，這是最關鍵的。”
《方案》提出，因地制宜探索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對此，劉建國認為，農村開展垃圾分類的優勢在于，居住空間相互分割明確，易于管理和監督；屬于熟人社會，動員工作更易于開展；廚余垃圾更易于就地處理和利用。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劣勢在于資金和管理。“解決了錢的問題、人的問題，農村的垃圾分類應該會比較好推動。”
垃圾分類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劉建國表示，即使是垃圾分類做得比較極致的日本，也是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我國的情況可能更加復雜，難度也更大。“我們的長處是政府推動的能力很強，只要下定決心，集中力量去做，吸收國外經驗，可能走得會快一些，但是階段不能逾越，規律也不可能違背。”
分完以后怎么辦？各環節要銜接配套
“千萬不要以為分出來就萬事大吉了，分類只是第一步。”劉建國指出，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各個環節必須要配套銜接、高效順暢。要做好頂層設計，謀定而后動，避免陷入被動，出現反復和折騰。
劉建國指出，分類本身并不能消滅垃圾，只有分出的東西得到妥善利用才能算是減量。所謂妥善利用，就是要質量合格、環保達標、成本可控。質量合格，就是不能生產殘次偽劣產品；環保達標，就是不能以污染環境為代價攫取利潤；成本可控，就是不能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在當前供給側改革背景下，這一點需要特別強調。供給側改革核心就是淘汰過剩產能和落后產能，促使低端產業轉型升級。這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實際上設置了更高的準入門檻，加大了垃圾中分出的再生資源利用的難度。”劉建國說。
“四個環節必須同時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從不分類到分類有一個過程，可回收物量的增長也有個過程。但是從一開始就要明確，可回收物要能被加工利用變成商品。這些都要設計好，不設計好就白分類了。可回收物堆在那里，就會變成污染源和火災隱患。”宋國君表示。
但是從目前情況看，專家認為，資源回收還處于散、小、亂、污的狀況，要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
劉建國指出，目前垃圾處理是政府主導，但廢品回收還是市場主導，其主要特點是不太穩定，附加值高的有人收，附加值低的沒人收的；價格高的時候有人收，價格低的時候就沒人收。產品去向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他認為，要承認廢品回收就是垃圾分類，廢物利用就是垃圾資源化，廢品回收跟垃圾處理一樣，也是關系民生的基礎性公益事業，這樣廢品回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爭取政府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逐步實現轉型升級和健康發展。
王燦發指出，對于資源綜合利用來說，小工廠在環保上很難達到要求，如果回收利用的運輸距離過長，也會增加企業成本。所以要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企業也要有一定的規模，這就需要政府做好總體規劃。
在宋國君教授看來，可回收物事實上可以變成非常好的商品，要讓回收利用的企業能有利潤，“不賺錢誰會去研發呢？”他建議，對資源回收企業實行特許經營管理，根據市場波動情況實施補貼，并進行信息公開和第三方評估，保證其盈利但不暴利。
垃圾堆圍城已經是心腹之痛 區分減量化再利用時勢所趨
有媒體人士近日走訪北京市西城區和豐臺區部分小區看到，垃圾分類的現狀并不樂觀。新建小區一般都配備了分類垃圾桶，但執行并不理想，有的垃圾桶旁還堆放著垃圾袋或塑料泡沫等雜物。而一些老舊小區的單元門前只擺放著一個垃圾桶，有的小區甚至仍在使用單元門旁邊的垃圾道，垃圾清運時還是混裝混運的方式。
我們每個人既是垃圾的生產者，也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加快建立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已成為當務之急。
為何分？垃圾分類有助于減量
垃圾圍城，正在成為許多城市的心腹之痛，并向農村蔓延。而垃圾焚燒與填埋所帶來的環境污染隱患，令人擔憂。
《2016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5年，全國246個大、中城市共產生生活垃圾產生量約為18564.0萬噸，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產生量為790.3萬噸，其次是上海、重慶、深圳和成都。業內專家指出，在垃圾處理的選項上，資源的替代、減量、重復利用、循環再造，優于焚燒和填埋。
“分類不等于減量，但有助于減量。”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表示，分類可以倒逼前端立法、執法、制度、規范的逐步完善，引導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習慣，還可以帶動后端減量化處理資源化利用效率提高與污染減排。
中國人民大學此前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指出，源頭分類回收能顯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如果實施分類減量，實現源頭分類、廚余垃圾單獨處理、可回收物資源回收利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將從2015年的42.2億元降低至15.3億元，降低64%。
早在2000年，我國就確定了8個“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 2015年又推出了第一批26個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然而時至今日，垃圾分類依然總體進展緩慢，原因何在？
劉建國表示，垃圾分類涉及的對象太分散，數量太龐大，管理執法的成本高，責任也不好界定。特別是在城市里，大家都住在小區里集中投放，要依靠居民的自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教授則直言，“不作為”是重要原因。“垃圾分類這件事，如果不是政府來綜合籌劃和組織安排，就做不了。所以，我一直強調系統的觀點。”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教授介紹說，目前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專門對垃圾分類進行管理的法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很早就提出了“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先進理念，但其中僅有一個章節涉及生活垃圾，而且基本上是由城市環衛部門而不是環保部門來負責實施。有的地方制訂了實施細節，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沒有把生活垃圾的管理具體化。
王燦發認為，要對城市垃圾處理體制進行改革。“在很多地方，環衛部門既負責垃圾處理，又負責垃圾管理，等于自己管自己。應該專門成立垃圾處理的公司，而且要允許競爭。”宋國君表示，應該確立權責一致的垃圾分類、減量管理部門。以節約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主線，確立環保部門為主要責任部門，負責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規制定、規劃方案制定以及設定目標的達成。
如何分？每個主體都各盡其責
國家發改委、住建部日前發布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要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到2020年底前，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要達到35%以上。
按照《方案》，公共機構和相關企業是強制分類的主體，居民則不在強制范圍內，而是要引導其自覺開展生活垃圾分類。
作為生活垃圾產生的第一道關口，如何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各地正在進行探索。比如通過建立居民“綠色賬戶”“環保檔案”等方式，對正確分類投放垃圾的居民給予可兌換積分獎勵；探索“社工+志愿者”等模式，推動企業和社會組織開展垃圾分類服務。
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4月12日，王燦發教授參加了北京市人大組織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的執法檢查，對勁松中社區以及垃圾焚燒和填埋場進行了調研。王燦發介紹說，社區與企業合作，實行垃圾分類刷卡積分制度，從一家一戶上門做工作開始，居民垃圾分類意識逐步提升，目前40%左右的居民會自覺分類。他認為，對于垃圾分類，政府要有明確的思路，要加大對垃圾分類的人員和資金投入。同時，要讓居民意識到自己的分類是有用處的。
垃圾應如何分類？劉建國認為，目前還是要抓主要矛盾，也就是“干濕分離”，把廚余垃圾高效地分離出來，因為“濕”垃圾會污染可回收物污染，后端處理起來問題也比較多。據了解，今年北京市將試點垃圾分類“大小桶” 模式，實行干濕分離。大的不銹鋼材質垃圾桶專收“其他”類垃圾，每天清運一次。小的塑料材質垃圾桶專收“廚余”垃圾，早晚各清運一次，與“其他”垃圾清運時間區別開。同時，垃圾清運車都會裝GPS定位系統進行監控，防止混裝混運。
“垃圾分類的成效高低與進度快慢，主要取決于我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參與的普遍程度。”劉建國教授指出，法治是垃圾分類這個木桶的桶底。目前我們的桶底還不夠牢靠，還有或大或小的一些漏洞。木桶的長板是政府主導、資金保障、頂層設計、基層創新，最短的短板毫無疑問是全民參與。另外各板之間的銜接還不夠緊密，還有不少裂縫。
有居民表示，自己進行了分類投放，但是垃圾又被一股腦地運走，分了也是白分。對此，劉建國表示，垃圾分類是舉手之勞，比較容易做到；后端的建設運行相對要困難和滯后一些，建成后也有一個緩慢提升的過程。“垃圾分類是一個動態改進的過程，多多少少會出現先分后混的情況。如果把這個當作借口不去分類，那就永遠無解了。分類只需要一個理由，不分類可以有一千個借口。”劉建國說，“居民應當認識到，垃圾分類是我們作為‘污染者’應盡的基本責任，沒有理由推脫，我們分類是為自己，不是為政府。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政府把政府的事情做好，各負其責。”
宋國君認為，《方案》明確提出了強制分類的要求，值得肯定，但是總體來講進展還不大。垃圾分類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其他垃圾的量，資源回收率是排在第二位的。關于垃圾分類，最好的指標依然是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他指出，加強對垃圾分類的考核，非常重要。“國家不可能給每個城市的生活垃圾分類提出非常具體的做法，但是應該對各個城市提出大概目標以及如何考核，這是最關鍵的。”
《方案》提出，因地制宜探索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對此，劉建國認為，農村開展垃圾分類的優勢在于，居住空間相互分割明確，易于管理和監督；屬于熟人社會，動員工作更易于開展；廚余垃圾更易于就地處理和利用。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劣勢在于資金和管理。“解決了錢的問題、人的問題，農村的垃圾分類應該會比較好推動。”
垃圾分類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劉建國表示，即使是垃圾分類做得比較極致的日本，也是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我國的情況可能更加復雜，難度也更大。“我們的長處是政府推動的能力很強，只要下定決心，集中力量去做，吸收國外經驗，可能走得會快一些，但是階段不能逾越，規律也不可能違背。”
分完以后怎么辦？各環節要銜接配套
“千萬不要以為分出來就萬事大吉了，分類只是第一步。”劉建國指出，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垃圾處理系統，各個環節必須要配套銜接、高效順暢。要做好頂層設計，謀定而后動，避免陷入被動，出現反復和折騰。
劉建國指出，分類本身并不能消滅垃圾，只有分出的東西得到妥善利用才能算是減量。所謂妥善利用，就是要質量合格、環保達標、成本可控。質量合格，就是不能生產殘次偽劣產品；環保達標，就是不能以污染環境為代價攫取利潤；成本可控，就是不能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在當前供給側改革背景下，這一點需要特別強調。供給側改革核心就是淘汰過剩產能和落后產能，促使低端產業轉型升級。這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實際上設置了更高的準入門檻，加大了垃圾中分出的再生資源利用的難度。”劉建國說。
“四個環節必須同時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從不分類到分類有一個過程，可回收物量的增長也有個過程。但是從一開始就要明確，可回收物要能被加工利用變成商品。這些都要設計好，不設計好就白分類了。可回收物堆在那里，就會變成污染源和火災隱患。”宋國君表示。
但是從目前情況看，專家認為，資源回收還處于散、小、亂、污的狀況，要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
劉建國指出，目前垃圾處理是政府主導，但廢品回收還是市場主導，其主要特點是不太穩定，附加值高的有人收，附加值低的沒人收的；價格高的時候有人收，價格低的時候就沒人收。產品去向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他認為，要承認廢品回收就是垃圾分類，廢物利用就是垃圾資源化，廢品回收跟垃圾處理一樣，也是關系民生的基礎性公益事業，這樣廢品回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爭取政府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逐步實現轉型升級和健康發展。
王燦發指出，對于資源綜合利用來說，小工廠在環保上很難達到要求，如果回收利用的運輸距離過長，也會增加企業成本。所以要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企業也要有一定的規模，這就需要政府做好總體規劃。
在宋國君教授看來，可回收物事實上可以變成非常好的商品，要讓回收利用的企業能有利潤，“不賺錢誰會去研發呢？”他建議，對資源回收企業實行特許經營管理，根據市場波動情況實施補貼，并進行信息公開和第三方評估，保證其盈利但不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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