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場杠桿守護生命之源 水權交易向縱深挺進
發布時間：2019-04-10 17:12 來源：m.bn1p3.cn 點擊數： 次
水，是生命之源。水權交易是指在合理界定和分配水資源使用權的基礎上，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水資源使用權在地區間、流域間、流域上下游、行業間、用水戶間流轉的行為。也就是說國家分配給每個地方的水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如果在一定時間之內，這種配額沒有用完，還有剩余，則可以把這些剩余的水資源出售給需要水資源的地區、企業甚至個人用戶。
以市場杠桿守護生命之源 水權交易向縱深挺進
4月18日，河南省水權收儲轉讓中心宣布揭牌，中心將承擔全省水權收儲、轉讓的重要職能。水權制度改革是水利改革的重頭戲。近來，各地動作頻頻。不久前，同樣是河南省，南陽、新鄭兩市在鄭州正式簽訂水權交易協議。按照協議，南陽市每年將8000萬立方米的南水北調用水指標有償轉讓給新鄭使用。促成這筆水權交易的，是中國水權交易所。
中國水權交易所正式運營還不足一年，但作為我國水權制度改革進程中的一次標志性事件，它是水利改革的一項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水利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迄今，中國水權交易所已促成15筆水權交易，累計實現交易水量近9億立方米，交易價款5億多元。
多贏的交易
所謂水權，包括水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水資源屬國家所有，水權交易的是水資源的使用權。水權交易是運用市場機制優化配置水資源的重要手段。中國水權交易所總經理張彬介紹，我國水權交易起步較晚，目前雖然形成了水市場，但發育還不成熟，正處于積極探索之中。
鄧延利是中國水權交易所綜合管理部的經理，2016年，他參與了內蒙古自治區黃河干流盟市間水權轉讓一期試點2000萬立方米/年水權交易。內蒙古是水利部確立的全國七個水權試點省區之一，2014年試點在自治區黃河流域內統籌配置盟市間水權轉讓指標給用水企業。試點的主要內容是對沈烏灌域的農田進行一系列節水改造升級，一期工程總計節水量2.3億立方米/年，在節約下來的水量當中，轉讓水量為1.2億立方米/年，轉讓水量指標分配給沿黃盟市的相關工業企業。
鄧延利介紹，截至2016年9月30日，部分取得用水指標的企業未能按時繳納相關費用，2016年10月21日，按照《內蒙古自治區閑置取用水指標處置實施辦法》，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收回未履行轉讓合同企業的水指標2000萬立方米/年。回收的水指標通過水交所掛牌，向鄂爾多斯市、烏海市、阿拉善盟三個盟市公開轉讓。最終，內蒙古榮信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達成受讓意向，2000萬立方米/年的取水權交易于11月30日全部簽約。
這場幾經波折的交易，實現了多贏。灌區節水改造提高了用水效率，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工業企業獲得額外的水權，緩解了缺水對發展的束縛。鄧延利說，從區域整體看，將農業灌溉用水向工業項目用水轉換，調整了用水結構，促進水資源向高效率、高效益行業流轉，提升了水資源整體利用效率和效益，進一步優化了水資源配置；從水資源管理改革層面看，運用政府調控、市場調節、水行政主管部門動態管理相結合的手段，實現兩手發力，盤活水資源存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示范引領效應，促進水資源管理科學、有序發展。
據了解，中國水權交易所成立以來，三種形式的水權交易業務已全部涉及，包括像南陽、新鄭兩市開展的區域水權交易，內蒙古自治區開展的跨行業的取水權交易，以及同一灌區內實施的灌溉用水戶水權交易。通過開展水權交易，讓有限的水資源優化配置，使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問題得到緩解；有效促進水資源節約保護和高效利用；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水利工程建設和更新改造。
市場尚待激活
我國水權交易實踐最早始于2000年浙江省東陽與義烏水權轉讓。隨后，2004年，黃河中上游寧夏、內蒙古地區開展了水權轉換試點工作。2014年，《水利部關于開展水權試點工作的通知》印發，選擇了七個省區開展水權試點工作。十幾年來，我國的水權制度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局部形成了不少有益的突破，但總體看，水權交易市場尚待進一步激活。
水權交易的一大前提和難點在于對水資源使用權的確權。只有明晰了初始水權，才能開展后續的水權流轉交易，而水資源流動變化的特性決定了水資源使用權確權工作的操作難度很高。
對此，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陳明忠解釋，我國目前對三個方面的水資源使用權確權都有明確要求。對行政區域，依據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三條紅線”控制指標和水量分配方案明確區域取用水權益；對需要辦理取水許可證的取用水戶，根據區域總量控制指標和用水定額標準，通過水資源論證，科學核定許可水量，給每個用水戶頒發許可證進行確權；對灌區內農業用水戶，按照限定的定額標準體系，核定每個農戶有多少用水權限。
從水交所完成的水權交易來看，主要有公開交易和協議轉讓這兩種方式，其中以協議方式進行的交易占絕大多數。鄧延利說，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將以協議轉讓為主，這是由水資源的特殊性決定的。不過，“今后如果超過兩家以上競爭同一水權時，應當鼓勵采用公開交易的方式，這樣才能促進水市場發育成熟”。
專家認為，我國水權交易正在積極探索推進，下一步可交易水權不應僅限于已有水權流轉，即二級市場上的水權交易，還應包括政府預留水權的有償出讓，即水權一級市場。只有水權一級市場放開了，二級市場才能活躍，否則，一面可以向政府申請審批取得水權，而另一面需要在市場上通過買賣取得水權，那大家就沒有動力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水權了。
除了體制機制因素，水權交易的進一步活躍還依賴于客觀基礎條件的改善，包括水資源監測、用水計量等監控能力以及水資源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等。總體來看，我國水權交易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好機遇，但也面臨巨大挑戰，其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不言而喻，需要繼續鼓勵各地勇于試點，勇于探索，讓每一滴水發揮應有的價值。
以市場杠桿守護生命之源 水權交易向縱深挺進
4月18日，河南省水權收儲轉讓中心宣布揭牌，中心將承擔全省水權收儲、轉讓的重要職能。水權制度改革是水利改革的重頭戲。近來，各地動作頻頻。不久前，同樣是河南省，南陽、新鄭兩市在鄭州正式簽訂水權交易協議。按照協議，南陽市每年將8000萬立方米的南水北調用水指標有償轉讓給新鄭使用。促成這筆水權交易的，是中國水權交易所。
中國水權交易所正式運營還不足一年，但作為我國水權制度改革進程中的一次標志性事件，它是水利改革的一項重大成果，標志著我國水利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迄今，中國水權交易所已促成15筆水權交易，累計實現交易水量近9億立方米，交易價款5億多元。
多贏的交易
所謂水權，包括水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水資源屬國家所有，水權交易的是水資源的使用權。水權交易是運用市場機制優化配置水資源的重要手段。中國水權交易所總經理張彬介紹，我國水權交易起步較晚，目前雖然形成了水市場，但發育還不成熟，正處于積極探索之中。
鄧延利是中國水權交易所綜合管理部的經理，2016年，他參與了內蒙古自治區黃河干流盟市間水權轉讓一期試點2000萬立方米/年水權交易。內蒙古是水利部確立的全國七個水權試點省區之一，2014年試點在自治區黃河流域內統籌配置盟市間水權轉讓指標給用水企業。試點的主要內容是對沈烏灌域的農田進行一系列節水改造升級，一期工程總計節水量2.3億立方米/年，在節約下來的水量當中，轉讓水量為1.2億立方米/年，轉讓水量指標分配給沿黃盟市的相關工業企業。
鄧延利介紹，截至2016年9月30日，部分取得用水指標的企業未能按時繳納相關費用，2016年10月21日，按照《內蒙古自治區閑置取用水指標處置實施辦法》，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收回未履行轉讓合同企業的水指標2000萬立方米/年。回收的水指標通過水交所掛牌，向鄂爾多斯市、烏海市、阿拉善盟三個盟市公開轉讓。最終，內蒙古榮信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達成受讓意向，2000萬立方米/年的取水權交易于11月30日全部簽約。
這場幾經波折的交易，實現了多贏。灌區節水改造提高了用水效率，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工業企業獲得額外的水權，緩解了缺水對發展的束縛。鄧延利說，從區域整體看，將農業灌溉用水向工業項目用水轉換，調整了用水結構，促進水資源向高效率、高效益行業流轉，提升了水資源整體利用效率和效益，進一步優化了水資源配置；從水資源管理改革層面看，運用政府調控、市場調節、水行政主管部門動態管理相結合的手段，實現兩手發力，盤活水資源存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示范引領效應，促進水資源管理科學、有序發展。
據了解，中國水權交易所成立以來，三種形式的水權交易業務已全部涉及，包括像南陽、新鄭兩市開展的區域水權交易，內蒙古自治區開展的跨行業的取水權交易，以及同一灌區內實施的灌溉用水戶水權交易。通過開展水權交易，讓有限的水資源優化配置，使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問題得到緩解；有效促進水資源節約保護和高效利用；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水利工程建設和更新改造。
市場尚待激活
我國水權交易實踐最早始于2000年浙江省東陽與義烏水權轉讓。隨后，2004年，黃河中上游寧夏、內蒙古地區開展了水權轉換試點工作。2014年，《水利部關于開展水權試點工作的通知》印發，選擇了七個省區開展水權試點工作。十幾年來，我國的水權制度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局部形成了不少有益的突破，但總體看，水權交易市場尚待進一步激活。
水權交易的一大前提和難點在于對水資源使用權的確權。只有明晰了初始水權，才能開展后續的水權流轉交易，而水資源流動變化的特性決定了水資源使用權確權工作的操作難度很高。
對此，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陳明忠解釋，我國目前對三個方面的水資源使用權確權都有明確要求。對行政區域，依據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三條紅線”控制指標和水量分配方案明確區域取用水權益；對需要辦理取水許可證的取用水戶，根據區域總量控制指標和用水定額標準，通過水資源論證，科學核定許可水量，給每個用水戶頒發許可證進行確權；對灌區內農業用水戶，按照限定的定額標準體系，核定每個農戶有多少用水權限。
從水交所完成的水權交易來看，主要有公開交易和協議轉讓這兩種方式，其中以協議方式進行的交易占絕大多數。鄧延利說，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將以協議轉讓為主，這是由水資源的特殊性決定的。不過，“今后如果超過兩家以上競爭同一水權時，應當鼓勵采用公開交易的方式，這樣才能促進水市場發育成熟”。
專家認為，我國水權交易正在積極探索推進，下一步可交易水權不應僅限于已有水權流轉，即二級市場上的水權交易，還應包括政府預留水權的有償出讓，即水權一級市場。只有水權一級市場放開了，二級市場才能活躍，否則，一面可以向政府申請審批取得水權，而另一面需要在市場上通過買賣取得水權，那大家就沒有動力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水權了。
除了體制機制因素，水權交易的進一步活躍還依賴于客觀基礎條件的改善，包括水資源監測、用水計量等監控能力以及水資源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等。總體來看，我國水權交易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好機遇，但也面臨巨大挑戰，其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不言而喻，需要繼續鼓勵各地勇于試點，勇于探索，讓每一滴水發揮應有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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